5月19日下午5点，河北燕郊开发区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实验小学”)的放学号响了。六年级小学生杨宇新(化名)向旁边推了推小木头课桌，从座位上站起来，收拾好书包，在班级门口排队，等待出校园。
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学习。由于座位没有靠背，只觉得后背生疼，他用力往后挺了挺肩膀，又做了几个扩胸。大约5点10分，杨宇新的班级在班主任的带领下，走出教学楼，放学回家。
大约半小时后，4400多名实验小学学生全部有序离开校园。
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机械性增长，燕郊每年新增小学适龄人口2000多人，相当于每年新建一所小学的规模，班级容量超额现象严重，很多班级超过80人，一些班级一度超过90人。这给燕郊当地的教育机构带来沉重压力：学校管理难度大，师资紧缺矛盾尖锐，素质教育、校本课程等难以有效开展。
80多人的体育课就是自由活动，打打闹闹，但那是最好的课了，其他时间只能待在座位上
杨宇新是燕郊当地“土著”，他居住地的划片小学就是实验小学，属于燕郊的优质教育资源。
2008年，他刚上一年级的时候，一个班有60多名同学，外地同学不算特别多。现在，他们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生，湖北、湖南、黑龙江、安徽等，“六年级一共9个班，我们班有80多人，外地同学占到全班人数的一半左右”。
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使本身就不宽敞的教室显得更加拥挤。
在实验小学，记者看到，教室里课桌椅摆得密密麻麻。第一排同学的桌子和老师的讲台间距刚超过1米，最后一排同学的椅子顶到教室最后的墙壁。仔细一数，每个教室至少有8列10排座位，每排座位之间的间距不超过40厘米。为了节省空间，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教室里，摆放的都是约50厘米长、30厘米宽的小木头桌和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四腿小板凳。
“坐在那上课，累！”杨宇新说，由于班级人数多，同学们之间坐得非常“亲密”。前后桌的距离刚好一个板凳大，要想坐下，就得先将腿从板凳上面与桌子的空隙间穿过，才能坐下。由于凳子没有靠背，后脊梁就得顶着后面的桌子。如果前面的同学一动弹，后面连排的桌子都跟着晃悠。课桌小，桌斗里根本放不下书包，书包只能放在旁边的地上。要是有同学出去，书包就有被踢来踢去的危险。
杨宇新个子高，从小到大一直坐在班里的最后几排。
2012年前后，班里同学人数迅速增加，几乎每个月都有插班生，坐在后排的杨宇新，越来越听不清老师讲课的声音。后来，他发现有的老师戴上耳麦，腰上别着一个扩音器，老师上课的声音，终于又能听清楚了。可是，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愿意用扩音器，有些老师讲课时，他只能竖着耳朵使劲听。轮换座位坐在位子偏的那两周，赶上光线不好时，黑板上的字就看不清，只能下课凑到黑板前抄笔记，或是找别的同学抄笔记。
杨宇新坦称，老师对他的关注度很低，“老师关注的不是学习好的，就是学习差的，对其他人根本不关注。”他说，每堂课老师一般能提问20多个同学，“像我这样学习中等的，课堂基本不被提问，考完试成绩有浮动不说，判完作业也不说啥。一个学期，与老师交流不了一两次。”从上一年级到现在整整6年，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他，最近学习怎么样？有什么不会的？更谈不上谈心。“80多个人，老师哪管得过来呀？”杨宇新挺理解老师。
在杨宇新的课程表上，每周有两次体育课，但是，很多时候上不了。
“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上体育课了，今天才上了一次。一个学期能上课程表上安排课程的一半就不错了。”杨宇新说，体育课主要是自由活动。“有的同学，为了回家能多玩一会儿，利用体育课的时间，趴在草地上写作业，老师也不管。”在杨宇新看来，篮球筐、足球场、乒乓球台子、实心球都成了摆设，“老师几乎不拿出这些球来让我们玩儿。即使老师拿出篮球来，也最多拿两个，只够十几个人玩的。”
当三四个班一块儿上体育课的时候，在塑胶跑道上自己跑步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老师怕串班。这时的体育课，大多是让学生集中在跑道中间的草地上，一个班级划分一块草地，在上面坐着说话聊天或是三五成群打打闹闹。
即便这样，在杨宇新的眼里，“这是最好的课了，起码是能出去活动活动的一个课。”
而平时的课间休息10分钟，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是不允许学生下楼活动的。
“班里的过道太窄，课间10分钟出去一次非常麻烦。”杨宇新说，各组之间的过道最多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身材偏胖的同学，需要找距离宽的过道绕着走。所以，大部分同学只能待在座位上说说话、喝喝水，需要上厕所的，借机会到楼道里溜达一圈。“去楼道走走可以，但不能在楼道里玩儿，因为有可能被老师瞪一眼。”
记者发现，学校的厕所资源也非常紧张。在每个楼层有4个厕所，两男两女。以女厕所为例，一个厕所只有3个位置。每层楼有6个班级，以每班80人保守计算，共约500人。
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说，为了能上上厕所，同学们只能挤着上，要是挤不进去，厕所就上不成。如果几节课连着比较紧，就干脆不喝水，免得出现尿急上不成厕所的窘境。还有很多同学反映，“厕所太脏，太臭，能憋就把尿憋到放学到家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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