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按照程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已受理中方申请，即接受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珍贵档案的申报文本。昨天，记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证实，正在申遗的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形成于1937年-1948年之间，全部为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
昨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巡视员郭必强接受了京华时报记者的采访，首次详细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档案从档案收集到申遗过程中的种种内幕。
南京大屠杀档案
申遗过程是否曲折
京华时报：之前有报道称，你们曾否认申遗，是否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郭必强：过程中没有曲折，这次要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原因，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变为普通的事情。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增加世界记忆名录。媒体之前的报道不是真实情况，当时记者是抓了个新闻眼。真实的情况是，2011年，申请的是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这一次是正式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申遗内容有何特点
京华时报：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收集有哪些特点？
郭必强：其实，南京大屠杀的收集内容远不止11组。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发现，南京大屠杀档案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徳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甚至日本都有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只不过大家收藏的意义不一样。日本是作为战胜者的一方来收藏。世界记忆名录有个要求就是知晓性，南京大屠杀档案收藏的规模性和知晓性，应该是世界性的。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收集与历次大屠杀相比，它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也是独一无二的，完全符合世界记忆名录的要求。
是否与中日外交有关
京华时报：此次申报有何背景，是否与当前中日外交局势有关？
郭必强：首先这是一个正常的申报，我们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通过国家委员会正常申报的。早在2010年，申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时，就已经判定它具备了申报条件。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另两个惨案早已批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南京大屠杀档案却没有被列入其中。而南京大屠杀档案是全面的，有单份文件、全宗文件、有档案全宗等。档案全宗中又有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法庭指正、辩护、判决书及照片。
按照时间节点来说，今年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如果批准正好是明年，也是二战胜利70周年。这个巧合，为中国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增加了意义，也增加了学术含量和世界价值。
京华时报：这次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日本就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强征慰安妇相关档案表示抗议，您怎么看？
郭必强：我觉得对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我们可以完全不予考虑，中国做的事情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中日之间永不再战。
档案证据是否有力
京华时报：日本一直在辩解南京大屠杀屠杀人数不是30万，档案中是否有证据回击这个问题？
郭必强：申报的资料中，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从法庭审批、最终的调查到案卷的判定都认定数字为30万。当时的判决，日本政府应该是承认的。日本纠结于屠杀人数方面，他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从这个问题来说，日本官房领导的用意和中国百姓是没有共同点的。以前，我们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与日本讨论屠杀人数的。但日本的大多数学者还是与中国人有共性认识的，大屠杀这个事情从档案上就是存在的。
“慰安妇”档案
档案内容有哪些？
京华时报：此次申报的慰安妇档案都有哪些内容？
郭必强：慰安妇档案此次主要申报的内容包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伪政权档案，“满洲中央银行”档案以及日本战犯的笔供等。其中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在日本战败时曾被日军销毁未尽并掩埋，后被发掘出来，现残存10万余卷。
申报单位的档案中，有关于日占区各地“慰安所”设施状况的材料，日军利用“慰安所”的人数统计材料，日军兵员数及“慰安妇”配置比例的统计材料，以及日军在中国及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等材料。
申遗的目的何在？
京华时报：此次慰安妇档案申遗的目的是什么？
郭必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国家犯罪。“慰安妇”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不仅对所涉及的中国、朝鲜、韩国、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受害国有意义，而且对关心、研究这一问题的世界各国学者都有意义。特别是它能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这一问题的真实性、灾难性，并对事件加以谴责，以防止这类行为在今后重演。
成功几率有多大？
京华时报：对此次“慰安妇”档案申遗有多大的把握？
郭必强：这个我们还回答不了。但是相对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档案要比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少一些，稍微薄弱一些。因为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大家都不会提这样的事情。而且“慰安妇”的档案都比较零碎。比如说档案中房屋被日军征用，潜台词就是成为“慰安妇”了，不会清楚地写出来成为“慰安妇”，愿意站出来说这件事情的人很少，韩国也一样。
故事
照相馆学徒偷偷加印了16张照片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档案是由日军自行生成的。而这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则是一组16张日军军官连续砍杀中国人的照片。”昨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郭必强向记者讲述了收藏档案过程中发生的传奇故事。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十五六岁的罗瑾正在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军人到这家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这些照片竟然都是日军屠杀同胞的现场。为了保存罪证，他悄悄多洗了几十张，并用硬纸自制了一个小本子，选取了最触目惊心的16张日军暴行的照片装订成册。记者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这个相册的封面上有一颗“滴着鲜血的心”。旁边是一把日本刀，又在右上角写下一个“耻”字。
1941年，已经离开了照相馆的罗瑾把相册挪到了毗卢寺附近的警察培训所的厕所，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墙缝藏好，并用泥糊了起来。不放心的他隔三差五就去厕所查看。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那处泥封被人挖开了，那本血证相册不见了。他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为了防止意外，他逃离了南京，隐居在福建大田市。
50多年后他才知道，这本相册被南京市民吴旋取走，把它藏在了大佛的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1945年，吴旋把这组藏了多年的照片拿出来，交给了临时参议会。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交法庭，为审判战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后，南京电视台多次播放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献片，最终找到了在上海开照相馆的罗瑾，促成了吴旋和罗瑾这两位老人在南京会面。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相继去世了。记者 刘雪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