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另支付被羁押3143天的赔偿金——这是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桂银的国家赔偿决定。2003年，李桂银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捕，2012年被无罪释放。
单看15万元，这已是河南各级人民法院近5年国家赔偿裁决中较高的一笔“精神损失费”。不过，要是在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出台以前，他的精神损失恐怕得不到法律承认。
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施行，到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出台，国家赔偿制度已走过将近20个春秋。据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013年全国审结国家赔偿案件共2045件。
“我们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但赔偿案件实践中这么少，多数走信访或其他途径去解决，这恐怕是《国家赔偿法》实施的一种悲哀。”参与该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2045件分解到全国3000多个基层法院，平均每个法院不到一起，这不合常理。
先天弱势的受害人，怎么才能让强势的公权力从口袋掏出钱来？在这场外人看来“实力悬殊”的博弈中，“游戏规则”如何设置，无疑考验立法技术和国家的诚意。
赔偿门槛，逐渐降低
陈沽宏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拿到了一纸民事裁定书。此时，那份4年前让他被强制搬出房屋的裁定，被确认违法且予以撤销了。
被确认违法的裁定，当年是由光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下一步，陈沽宏可以凭信阳中院的新裁定，向光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在国家赔偿的立法时间轴中，陈沽宏位于旧国家赔偿法已着手修改、新国家赔偿法尚未出台的2009年11月。那时，受害人须先走一次程序，确认国家机关“做错了”，之后再赔钱。
“这无疑是让国家机关先自打耳光。”舆论认为，如此立法设计，让1995年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有沦为“国家不赔法”的危险。
在今天看来，国家赔偿案件并不鲜见。在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上，以“国家赔偿”为标题关键词，2009年至2012年可分别检索到11起、2起、3起、1起。2013年，这一数据突然增至17起，2014年未满6个月，已有9起。
这并非河南近年来审结国家赔偿案的总数。国家赔偿分行政、刑事赔偿两类，前述公开的43份裁判文书只是标题被突出了“国家赔偿”而已。
这其中有15起为刑事赔偿案件，其余涉及判决执行、行政执法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11份裁判文书中，只有一份系确认行为违法、可进而申请赔偿。另5份是不予受理，3份是准予当事人撤回申请，两份是驳回请求。
马怀德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国家机关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的行为主要是违法行为，违法被视为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重要条件。
马怀德发现，在国家赔偿法实践中，特别是1995年至2000年，一些机关的行为虽不违法，但同样损害了相对人的权益，“对这类行为不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
“想要赔偿，先认定违法”，这个绕不过的弊端降临在了陈沽宏的家人身上。2010年2月，凭着信阳中院的民事裁定书，陈沽宏及三位家人向光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最终，只有陈沽宏拿到了国家赔偿款47267.01元。他的三位家人由于未申请确认光山县法院的裁定违法，所以不具获赔资格。在当年，这个结局并无不当。
如果换在2010年12月以后，他们的境遇可能会好一些。新《国家赔偿法》当时开始施行，“先行确定违法”的做法终结。这一思路延续至2012年最新修正的《国家赔偿法》。
修法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国家赔偿案件审结数量从2009年本呈下降趋势的1531件，上升至2011年的2035件、2013年的2045件。
不过，全国30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审结数却多年只有2000起左右，一些学者认为不合常理。有人推测，有的矛盾或流向了信访等渠道，国家赔偿的救济功能未充分施展。
但众多学者、法官都认可的是，国家赔偿门槛逐渐降低，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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