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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政策制定者揭秘政策制定细节 吁限三生二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2-21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铜之家讯:3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五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本期论坛主题为“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法律

    3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五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本期论坛主题为“家庭、生育自由与计生政策”。法律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在会上就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了观点鲜明的辩论。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提出,我国应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者田雪原建议可以“限三生二”。

    田雪原:可不加条件放开二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上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者,也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他在会上表示,当年参与生育政策决策选择的很多领导现在大部分已经作古了,所以他有责任要把当初制定政策的细节讲清楚。“因为当初确定的是政策执行最多不超过30年。”

    田雪原提出,控制了一代人的生育率后,人口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人口增长的势能大为减弱。“现在人口零增长的一天好比大海上的航船,已经看到了它的桅杆。估计2030年以后就会实现零增长。”

    因此,田雪原提出“限三生二”的建议,“除了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之外,保证大家不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可以不加条件地放开生育两个的限制,(因为)放开生两个问题也不大。”可由各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制定具体的生育政策。

    易富贤:生育的“爬蚤心态”令人担忧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提出,我国占绝大多数的主流家庭只有平均生三个孩子,才能维持生命的世代更替。如果不让生、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则标志着失去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他认为, 30多年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的试点就是如此,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了。

    易富贤直言,即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阻止我国人口锐减,“到本世纪末也只有6亿人口,以后要鼓励生育会非常艰难。”

    “治大国如烹小鲜,人口政策不翻就要烧糊。”易富贤提出,停止计划生育不仅可缓解就业压力和老年化压力,“孩动力”更可驱动经济持续发展,并可缓解今后因性别出生比率较高而导致的光棍问题。

    湛中乐:要对生育权重新解读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立法咨询组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指出,“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在之前的2001年出台的。这意味着中国人权观念、法治观念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改变。”

    我国民法和刑法都对生育的相关权利进行了保障性的规定,但在宪法领域中却讨论得比较少。湛中乐表示,北京大学曾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生育自由属于基本人权,应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所讲的“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和一系列国际联合国公约文件结合起来,对我国公民的生育权和生育自由做出重新解读。

    湛中乐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现在特别强调行政决策模式是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因此更要注意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揭秘一孩政策制定细节

    田雪原在会上回顾了中国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决策的出台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有一些鼓励一胎制的舆论,比如河北省出台规定,“鼓励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79年1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全国主任会,提出今后要提倡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5次座谈会,对人口问题进行讨论。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其余的是社会科学的专家。最后根据会议起草的文件作出了“一个孩子”的决定

    其他观点

    决策时要考虑各种利益、各种需求的平衡,对于生一个好还是两个好这个问题,要给大家讲话博弈的平台,要让大家充分辩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学家 姜明安

    北京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139位,阿根廷、巴西人口密度很小但比北京更拥堵。北京之所以拥堵,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城市街道规划的失误。

    ——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统计学博士 黄文政

    我本人主张计生政策要与时俱进,及时告别一胎化。非独家庭没有生育第二胎的权利,这不公平,所以及早走向自由生育。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中国人要理解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农业文化鼓励多生,因此,不能再以单纯的、个体自由的角度去探讨计生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龑(记者 纪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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