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之家网讯：吴英改判死缓，吴英不死的标本意义分析。5月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案促使我们审视传统金融理念
轰动全国的吴英集资诈骗案又有新进展，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重新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一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案件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围绕这一案件所提出的金融问题却值得社会各界广泛思考。
首先，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地区会出现吴英集资诈骗这样的金融案件？浙江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资金流通量比较大，为何一些民营企业必须通过地下融资渠道获取资金呢？道理非常简单，由于我国对金融行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急需资金的企业通过正规渠道难以获得贷款，这就使地下金融活动得以大行其道。这一集资诈骗案的犯罪手法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可言，被告人故意制造神秘的气氛，以虚假投资吸引“不特定”人，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大影响，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维持资金的运转。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那么整个犯罪活动就会大白于天下。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必须开放金融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获取资金。
其次，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子，吴英为何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聚敛巨额财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行业存在暴利。我国金融行业是典型的垄断暴利行业，金融企业依靠存贷款利差，可轻而易举地获得巨额收益。正是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和获利手段，吸引了一些经营者放弃实体经济，转而通过地下金融活动牟取暴利。如果不尽快改变这样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手段，减少银行存贷款利差，鼓励金融企业以创新的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类似于浙江吴英这样的案件还会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手段不仅会导致我国金融领域出现大量的短期行为，而且会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西方国家在长达数百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深刻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抑制金融行业的暴利行为，那么，这个行业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反而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赞成设立稳定基金，限制金融机构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也应该尽快修改《商业银行法》，增加有关限制金融行业牟取暴利的条款，最大限度地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让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现在，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浙江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为民营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铺平了道路。就在吴英案终审宣判的同时，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要求当地法院必须依法维护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正当投资经营权益，坚决遏制民间融资高利贷化和投机化倾向。这说明浙江的司法机关已经注意到金融发展中存在的方向性问题，以司法审判的方式，维护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鼓励正常的民间资金往来，打击非法暴利活动，为温州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们期待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都能及时跟进，慎重处理金融领域犯罪案件，在尊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深圳特区报
吴英不死的标本意义
当民间借贷行为存在规制与法律盲区时，理性与建设性尤为可贵
注定要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烙下浓重一笔的吴英集资诈骗案，经过多维空间的博弈之后，终于以4月20日最高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院重新审判，得以舒缓了社会紧绷已久的神经。
吴英案既复杂又不复杂。所谓复杂,皆因背后牵扯了政商两界的诸多关系；所谓不复杂,则是案情本身事实清楚。该案之所以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目光，一审与二审判决之所以备受质疑,无非是因为民间借贷行为遇到规制与法律盲区时,前期审判并没有给出建设性的答案。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在信息不对称以及既有的模糊空间下，某些参与主体试图借助公权力达到私人目的，即通过剥夺吴英的生存权来消除可能的后顾之忧。
吴英触犯了法律，理应受到法律的追责。但正如舆论普遍关注的，其所释放的溢出效应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政府对民间金融行为的规制步伐，亦给予了相应的市场空间。事实上，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不久前获准设立，不能说与此案的间接推动没有一点关系。
这些年来，民间借贷行为尽管规模高达2万亿元以上，但一直未受到应有的法律规范。广大民营企业尽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过去几年，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0%。但总体上说，民营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行为空间依然受到较大的约束。特别是在垄断性行业，民营资本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信贷方面所受的歧视一直未有根本性改观。
至于民间借贷行为，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引导与约束，结果当然是问题越来越大。民间借贷行为存在规制与法律盲区时，理性与建设性尤为可贵。因为在金融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参与主体市场素质良莠不齐及其固有的有限理性，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决非小概率事件。也就是说，如果缺乏有效引导与制度约束，是有可能造成市场失灵，进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政府手里。总量高达10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理应有自己的行为空间。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监管。当然，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透明和有效的契约法及执法体系、良好的会计制度与惯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和可靠的支付与结算制度，尽管具有契约精神与可追责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培育，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和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