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并不担心干部群体的流失。“没其他地方可去，排着队也得进这医院。”一知情人士说，“那时候去别的地方不方便。”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改变 2006年，吉林省人民医院用其门诊大楼的3个楼层作为干部病房。一个房摆有3个床位。此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不再是惟一指定承担干部保健的医院。
两相对比，白求恩第一医院老干部病房显得陈旧，仪器设备也较为落后。而此时的吉林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却焕然一新。这直接导致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住院的老干部流向吉林省人民医院。
这并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流失。
“领导觉得在哪家医院好，住得舒服，说不定就给批个条子，什么仪器设备的就全来了。”一知情人士说，之后吉林省中医院也开设干部诊疗区。由此，长春市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医疗，基本实现三院鼎立之势。
“哪里条件好，就去哪里。”一位住院的老干部说。
如此，在医护人员素质基本对等的情况下，医院之间只得拼硬件设备。建新老干部病房自然便被提上日程。“因为谁也不想失去那份蛋糕。”
这块蛋糕又是如此之大。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2009年至2011年国家投入8500亿元到医疗领域。而2005年中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才是豪华病房的最大金主。
破解难题
对于高干豪华病房，北大医改课题组组长顾昕教授直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特权使用。”他说，他们用比较低的费用，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这就是一种权力变现。“病房宁愿空着，也不给别人住，大大地浪费了医疗资源。”
顾昕教授说，公务员及高干的特权保障，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产物。而这种特权保障的支出比任何一项医疗支出都高。“公费医疗人年均支出多少，具体的还不知道，但在众多的医疗支出中肯定是排第一位的，比城镇医疗和农村医疗人均支出都要高得多。”
顾昕教授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让其市场自由化。“你有条件可以住好的病房，自己掏钱，乐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但千万别拿纳锐人的钱。”
同样，原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大国医改》作者朱幼棣称，公立医院建设豪华病房的前提是进行分类改革。“可以建设为高端服务的病房，但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
朱幼棣表示，干部病房的改革应该通过推进公费医疗改革逐渐让之消失。“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让它没有，突然没了，老干部这一块不好办。只能是老人用老办法，新人用新办法，实现平稳过渡。”
早前做的一份调查显示，43.9%的人认为应该改革公务员医疗制度，首先应该取消那些大医院的高干豪华病房。“必须打破附在医改上的这种身份区分。”顾昕说，“不然，我不抱任何希望。”
